独品 | 宁肯:中关村人改变了国人什么?
09
星期三
2017年8月
中关村不仅改变了北京,也改变了中国,某种意义上也改变了世界。
一日一签
北京中关村通常被当作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。从20世纪最后20年,到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,在中国从“中国制造”迈向“中国创造”的进程里,中关村发生的一切印证了一句话:
这个国家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,是因为它正变得越来越好。
但这种改变到底是如何发生的?
由作家宁肯推出的长篇非虚构作品《中关村笔记》对此给予了追根溯源与深度思考。
《中关村笔记》在田野调查与深入思考的基础上,以人文笔调书写不同阶段中关村的典型人物。在这份来自中关村的笔记中,从与华罗庚、陈省身并列为中国数学“三驾马车”的中科院院士冯康为开篇并贯穿始终,宁肯以陈春先与中关村的硅谷梦、柳传志和联想、王志东和新浪、王选与“千年之约”、王永民与汉字输入、程维和滴滴、吴甘沙和智能驾驶、苏菂与车库咖啡等19个段落与手记,展现了中关村如何锐意求新、解放思想、创造历史、重塑价值,成为继美国硅谷之后又一个世界科技创新中心的史诗性进程。
中关村不仅改变了北京,也改变了中国,某种意义上也改变了世界。可以说,《中关村笔记》,富于启发,勇于担当,具有穿透性的震撼力和独抒机杼的艺术创新力。
作家徐则臣说:“中关村是一个非常恰当的中国社会的标本,是一个袖珍的中国。把中关村作为一个研究对象,无论对于非虚构写作还是虚构写作都是非常难得的素材。
宁肯发现了一个新的中关村,书中的很多人,比如冯康、柳传志、陈春先……相较于当下,他都写得都特别具有历史感,比如内心活动、生活经历、创业故事……一个好的作家、一个好的非虚构写作者,只有到了相当高的层次上,提笔才有历史感。”
宁肯将创业者吴甘沙和苏菂的故事都写在了《中关村笔记》。驭势科技联合创始人、CEO吴甘沙评价说:北京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气氛,它能够把你熏成一个不同的人。它代表的可能是一种人才的密度,可能是一份人文的情怀,也可能是一种整体的、勃发的生命活力。当你屏窗远望,有时候你感觉它是一扇窗子,因为你置身于事外,在看一个江湖。但有时候当你把自己代入进去后,它又是一面镜子,常照镜子常看到的就是镜子中的自己。中关村既是窗子也是镜子,有太多奋斗在中关村的人值得去写。
车库咖啡创始人、YOU+联合创始人苏菂说:“宁肯把我的口述进行了非常成功的艺术化加工,即便是今天读到书中的这些文字,也依然能在我的脑子里唤起多年前在中关村开始创业时的回忆。创业的事,包括中关村的创业故事,最强大的就是精神力量,最能打动别人的也是精神食粮。这恰是中关村精神历久弥新、影响一代又一代人的精髓。”
正如宁肯在新书序言中提到,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过程,改变自己的过程。离开了熟悉的自己,变成一个陌生的自己,穿行于中关村的高楼大厦,见各种各样的人,写从未写过的文字,几乎是另一个人了。
非虚构更像一种劳动,很少有未知的,想入非非的,漂浮的,自由翱翔的时候,因此很累。但这累是值得的,甚至是必须的,因为收获太丰,不但完成了改变,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字,也仿佛在未来虚构的袋子里装了满满的东西。”
冯康构图
1960年3月,春寒料峭,北方的雪尚未消融,一天早晨,一队解放军士兵穿着厚厚的冬装,来到中关村南街中国科学院计算所。不久前这里还是庄稼地,现在是中科院办公区,连片的灰色办公楼在更广阔的田野构成独立的超现实的街道,有点“天空之城”的味道。
此前,中科院诸多院所分散在老城,计算所原来一直在西苑大旅社办公,租了四层一层,1958年成为“天空之城”的一部分。办公楼很新,但因为是深灰色,不显新,很低调,仿佛科学本身。
士兵没带武器,倒是带着挎包、文件包,有的帽子下边还戴着白边眼镜。尽管没带武器、文质彬彬,但这小队士兵看上去仍不寻常。这是科学重地,灰调,安静,士兵的到来又平添了一种神秘的类似基地的气氛。如果是一两个士兵,只是颜色有点跳,构不成什么,但如果是七八个,一队,就是武装力量。
士兵到了三楼,见到了同样神秘的冯康。冯康个子不高,甚至有些驼背,但是目光平静,淡然,带着士兵上到五楼。门卫对士兵重新一一核验证件、相片、介绍信,比进楼门时还要严格,冯康耐心等待,有时看一眼窗外。履行完所有程序,冯康带着士兵到五楼自己专用的办公室。
是的,这是冯康在五楼的办公室,在三楼还有一个。这个办公室的不同在于没有任何标识,只有编号,803,没人知道这数字是怎么回事。这层楼所有房间都只有编号,如果你想按标识寻找办公室根本不可能。办公室的里面也没有任何特色,甚至看不出这个办公室到底是干什么的。
这是“绝密123”特别任务组(简称“123”任务组)办公室,绝密,整个五层都是绝密。士兵们像在基地一样站得笔直,甚至更笔直,没有坐下,一直站着,排成了弧形。冯康坐在办公桌前,如同将军一样,问了“21基地”的生活情况,比如吃什么,事实上已超出了范围。冯康当然不是将军,是数学家,但他的眼中却有类似的东西。
冯康是三室业务指导,指导着下面七个任务组,后来又增加了“123”任务组,单列,没进入任务组序列。七个任务组都分布在三楼,有十几个房间。单列的“123”任务组在五层,这样冯康就有了两个办公室,三楼一个,五楼一个。这个任务组的人可以随便到三楼来,三楼的人却不能随便到五楼去,除了冯康。冯康任何时候都不需要接受检查,倒是他有时检查一下门口的士兵。
“123”任务组下面又分三个小组,分别是流体力学、空气动力学与冲击波数值计算小组。此外,五层是机房重地,有两台计算机—103机、104机,占了两个很大的房间,这也是五层戒备森严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当时,整个中国就这两台计算机。
冯康带着士兵看了机房,将七个士兵分到了三个小组。三个小组分别与导弹、原子弹、卫星相关。来自“21基地”的士兵也不是普通士兵,脱了军装与五层刚分配来的大学生也没什么不同,他们也都是毕业不久的大学生,都来自一流学校,北大的,清华的,哈军工的。
但既穿了军装,又来自遥远的基地,他们就是纯粹的军人,他们一丝不苟,脸带着风霜,大自然的作用非常明显,即便戴着眼镜。不过因为年轻,他们的脸色不是黑而是红,红扑扑的。苏联专家撤走了,他们来到中国最高的数学殿堂,求助这里的数学家。他们站得笔直,动作干净利落,不时条件反射地敬礼,每见一位老师都毕恭毕敬,军容毕现。他们来这儿工作,学习,完成肩负的任务。他们代表的不仅仅是个人,也是“21基地”。
“21基地”,世界上最神秘的基地之一。类似的基地,美国有“51区”,苏联有“塞米巴拉金斯克-21”,英国有“马加林”,法国有“穆鲁罗瓦”。“21基地”下辖罗布泊原子弹试验场,建在马兰,一个在当时中国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。马兰位于新疆中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硕县乌什塔拉镇南五公里,北临天山山麓,西邻博斯腾湖,东托罗布泊—中国核试验场,系戈壁大漠的边沿地带。
事情开始于两年前,1958年8月,张蕴钰被中央军委任命为中国核试验部队主任,翌年1月张蕴钰陪同总参总装备部部长方毅、工程兵设计院院长唐凯,由北京飞往新疆戈壁大漠,在已确定的罗布泊场区进行空中视察,回来后形成在此建核基地的报告。
国防部批准了报告,并通知新疆军区,0673部队进驻新疆。部队走着走着,在和硕县乌什塔拉以南一块白地停下来。这里虽无可耕地、无草木,但地下水源十分丰富,位置也大体合适,东距试验场区250公里,北靠天山,西20公里处有博斯腾湖;处于戈壁大漠,这里有很少一点马兰草,那就叫马兰吧,马兰从此得名。不到两年,这里有了医院、学校、招待所、办公楼、宿舍、礼堂、广场、军人服务社、汽车修理厂、军用机场,笔直的马路两旁白杨树高大挺拔。从此,世界多了一个神秘地区。
基地与1957年中国和苏联签订的《国防新技术协定》有关,根据协定,苏联明确承诺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数学模型与图纸资料。翌年中国负责核武器研制的第二机械工业部(二机部)第九研究所(九所)在北京成立。
“21基地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。但是刚刚起步不到两年,1959年苏联方面致函中国,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数学模型和技术资料。随后又照会中国政府:决定撤走在华的核工业系统的全部专家,停止供应一切技术设备和资料。中国的一穷二白立刻暴露无遗,穷不用说了,白,具体在原子弹研制上来说,就是没专家。无奈之下,钱学森向钱三强推荐了郭永怀。
郭永怀临危受命,与王淦昌、彭桓武形成了在苏联专家缺席的情况下中国核武器研究最初的“三驾马车”,这至关重要,幸好中国有这三个人。然而,事实上他们这三人都不是原子弹专家(而计算所三室的冯康更不是)。王淦昌仅是理论核物理学家,彭桓武也是,两人各自在自己的领域取得过杰出成就。郭永怀历任九所副所长、九院副院长,主要负责力学和工程方面的领导工作,接受原子弹任务时,他领导的九院一无图纸,二无资料。
九院的依托单位是中科院计算所,这是必然的,共和国最杰出的数学家在这里,不找这里又找哪儿呢?事实也是这样,一个国家的科学院是这个国家的发展后盾。九院交给中国科学院计算所—确切地说是三室,大量计算任务,如原子弹圆爆的冲击波、部分流体力学,不仅原子弹,同时还有导弹,两者是不可分的。
这是个特殊的任务,尽管从7个任务组抽人成立了“123”任务组,尽管那时整个国家仅有的两台计算机—103机、104机都放在了计算所,但有关原子弹,特别是具体到原子弹的圆爆冲击波,以及与导弹相关的流体力学,数学家们都没接触过,更何况所里大部分是年轻人,有的甚至比来自“21基地”的士兵还年轻,但是三室还是接下了任务,冯康作为业务指导。
上文摘自《中关村笔记》
延伸阅读
《中关村笔记》
宁肯 著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2017年4月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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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荐理由:该书以人物为经纬,选取中关村如柳传志、王选、冯康、吴甘沙、冯军、程维等不同时代成就卓著的代表人物,通过各自不同的侧重点,展现一代人的中国梦如何一步步成为现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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